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第六集節目視頻截圖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西方老是讀不懂中國,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偏見,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歐洲中心論的這種視角,所以很難讀懂中國。他們無法理解一個在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國家。

  大家可能記得,2016年的時候,德國時任總統高克到上海到同濟大學做了一個演講。他原來是東德的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所以他在這個演講中就影射中國有點像東德。

  1989年秋天,高克在德國羅斯托克集會活動上演講:“先自由、再統一”

  實際上這種心態在很多西方人的心裡都有,我接觸過太多了,他們把中國看作是“放大的東德”,等著一場顏色革命。那麼我經常跟他們講,中國和東德是很不一樣的,至少有幾個差別。

  第一,中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國家,我們現在每年出境人次是1億多,東德非常封閉。而且中國是現在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

  第二,很多西方人把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關係比喻成東德和西德的關係,認為臺灣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他們以為大陸人羨慕臺灣,甚至會像當年東德人那樣湧向西德。

  後來我就告訴他說,你一定要了解,大陸與臺灣關係正好相反。

  

  如果一定要像一些西方人那樣把一切問題都政治化的話,那麼今天用腳投票的實際上是臺灣人。

  我估計在上海或者把上海周邊地區也算進去的“大上海地區”,大概有50萬臺灣同胞,在整個中國大陸生活工作學習的臺灣同胞,現在怎麼估計都超過200萬,而臺灣整個人口才2300萬,低於上海。

  所以坦率講,我們是不想把各種問題都政治化,沒有多少意義,但西方人特別喜歡把問題政治化,只好奉陪。

  我自己對臺灣前景做過很多預測,其中有一個預測就是臺灣採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民主化之後,會從希望到失望,然後到更大的失望,如果沒有中國大陸幫助的話,將到絕望。我覺得過去20多年,臺灣基本上是這麼一個發展的大的態勢。

  第三,西方理解的偏差就是對中國國家特質的理解,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的話題:中國不是一個“放大的東德”,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所以中國的崛起也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這個觀點我正式提出是在8年前,當時我出了一本書叫《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大概譯成的外文文本也將近有十種,海內外總體反應不錯。我想這至少說明很多人對“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要麼是認同,要麼是饒有興趣,所以我想在這裡跟大家進一步展開,談一談我對這些觀點的一個分析。

  什麼是文明型國家呢?“文明型國家”指的是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中華古老文明,這樣一個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疊這樣的一個國家,所以她這個特質決定她和其他國家和一般國家是不一樣的。我甚至可以這樣講,這種特質有點像基因一樣的,基本上決定了今天中國的制度安排、道路選擇和行為方式。

  

  我們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國”,但除了中國,另外三個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都中斷了。今天的埃及人跟法老,跟金字塔其實沒有任何關係,不是同一個民族,不是同一個血緣,不是同一個文字,今天的埃及人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後從其他地方移民過來的,而中國人是在自己這個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我們的文化一以貫之沒有中斷。

  為了幫助大家理解“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我想幫助大家先了解另外一個概念,就叫民族國家”。“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在西方政治話語中幾乎就等同於“現代國家”。它包含了我們現在熟知的,比方說是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主權平等、民族認同、服兵役制、清晰劃分的邊界、國歌、國旗、國徽等等,現代國家這些標誌性的東西,民族國家都有。

  但是民族和民族國家這個意識往往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需要建構的。比方說,新加坡它是1965年獨立的。李光耀先生的回憶錄就說,當時新加坡的主要的人群,一個是華人,一個是馬來人,還有少部分印度人。他說華人當時大部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馬來人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或者馬來亞人,所以他當時非常有意識地推動新加坡民族意識的建構,所以這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歷史上,歐洲國家大部分都是宗教國家,或者叫家族國家,例如哈布斯堡,所以互相之間是無休止地打仗,血流成河。最終是到了17世紀初的30年宗教戰爭,使日耳曼人口幾乎消失了四分之一,然後1648年簽署了很有名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這個條約某種意義上開啟了“民族國家”的建構的進程,但是真的這個進程比較快的發展是在18到19世紀。所以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在歐洲興起,然後“民族國家”也隨之而興起了。

  1648年,歐洲國家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歐洲最早形成“民族國家”的是法國。法國通過皇權統一了稅收,又統一了軍隊,以此推動法蘭西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形成非常強大的戰爭動員能力,所以很快就擊敗了普魯士,也就是德國統一之前的“一盤散沙”的300多個日耳曼小的邦國。

  接下來鐵血宰相俾斯麥又遠交近攻,推動德意志的統一與“民族國家”的建立,隨之德國也迅速發展。在亞洲,日本也通過明治維新,形成了“民族國家”,加入了歐洲列強,而且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了當時還是一盤散沙的傳統國家中國。

  中國自己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歷程,可以說是艱苦卓絕,因為傳統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農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社會、宗法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然後知書達理的鄉紳來協調解決村裡的事務,家族間的矛盾。

  中國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權力特別大,但實際上是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往往也沒有多少現代國家管理的手段,所以比較多地依賴道德說教等等來進行統治。

  到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當時實際上中國是被打敗了,但是中國人還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危機。因為大清輸給的是西方強國,也割讓了土地,但這割讓的土地是中國比較邊緣的不毛之地。

  真的給中國人帶來更大震撼的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泱泱大國居然敗於一個被中國人過去看不大起的“小日本”。《馬關條約》簽訂後,1895年5月嚴復第一次專門寫了文章,喊出要“救亡”,然後全國朝野上上下下開始喊出“保國、保種”。然後嚴復又翻譯了《天演論》,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國家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殘酷的。

  1902年,梁啟超先生第一個提出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華民族是我們境內所有民族從過去千百年歷史中演變形成的,是一種大融合的結果,是融為一家的,是多元混合的。然後他對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進行了批評,他覺得這個有一種大漢族的含義,後來孫中山他們也接受了“中華民族”的觀點。

  梁啟超當時說了很多次,傳統中國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就只知道朝廷,不知道有國家。中央政府手中也沒有什麼現代軍隊,沒有現代的財政,老百姓也沒有國家的概念。

  所以當時你看日本人對中國的描述,他們眼中的中國是四分五裂的、內亂不息的、一大批的自治的部落,上面有一個空的“中國”,像個帽子一樣戴著,實際上是一盤散沙。

  “中國”這個概念,實際上歷史上早就出現了,但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而是一個朝代的概念,是邦國、家室的一種總稱。所以當時有個說法叫“一姓之天下”,而不是“萬姓之天下”。

  費孝通(上圖)先生也講過: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幾千年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但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

  只有到了近代,中華民族真正與“非我族類”的外國人發生衝突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這種民族意識,從而走向民族自覺,大家感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存空間、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慼與共的一個共同體。

  所以當時大家回想一下,甲午戰爭的時候,普通老百姓感覺是個“朝廷的戰爭”,甚至有人稱它為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到抗戰時候就不一樣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入侵,帶給中國老百姓的不只是沉重的災難,而且是精神上的強擊,成為中華民族覺醒的催化劑。

  所以《義勇軍進行曲》喊出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這個時候,一個有血有肉的概念“中華民族”形成了。

  朱自清當時也描述過自己的心情,“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這個睡獅果然醒過來了。從前只是一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

  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軍民最終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國土,一掃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就是毛澤東主席1949年10月1號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我們也更能夠理解,在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勝利後,我們彭德懷元帥說的一句名言,“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換言之,一個覺醒的、高度團結的現代民族國家誕生了。

  我上次跟大家談過一個話題,就是為什麼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雖然中國的GDP總量比英國大,但是被英國打敗了,實際上就是因為英國當時已經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具有高度的戰爭動員能力和其他這些現代國傢俱備的能力,而中國還是一盤散沙式的一個傳統國家,國家意識非常弱。

  但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國軍隊就可以成建制地消滅英國軍隊,所以不一樣了,背後是大的背景的變化。

  談到現代國家建構,黃仁宇從大歷史觀總結了中國近代史,把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分成幾個時間段。

  他把從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時期一直到1949年之後的人民共和國時期看作一個國家建構的整體。他認為,民國時期初步建構了一個現代國家的“上層結構”,包括各種現代政府的機構設置,但這個結構無法與中國的“下層結構”溝通,因此國民黨時期的中國是“頭重腳輕”的政治結構。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通過組織農民運動,支援前線,土改,掃盲,實際上是重塑了中國的“底層結構”。所以哪怕今天你到中國相對比較落後的地方,你到貴州的山區扶貧,通過“數目字管理”,給這個農戶、貧困戶一個銀行卡,上面有卡號,現在手機還綁定,政府可以把錢直接打到這個卡號上。

  這個能力是不容易的,我走過很多非洲國家,它的政府到現在都沒有這個能力,不可能把這個治理落實到最基層。像非洲國家艾滋病非常厲害,但是政府想把這個藥發到底層發不到的。我只是說現代國家組織它涉及到一個“底層結構”的建設。

  黃仁宇還提出,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為中國重建了“中層結構”,也就是和現代市場經濟、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相配套的司法、監察、稅收、物流等等系統,一個支撐體系。

  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的努力,我們應該說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形成了空前統一的政府、統一的市場、統一的經濟、統一的教育、統一的國防、統一的外交、統一的金融,還有貨幣、稅收等等,這些都是現代國家必備的。

  但是我想指出,我們的國家又和其他國家不一樣,甚至很不一樣,因為我們古老文明形成的許多傳統,並沒有隨著就是現代國家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還是被保留下來了,而且現代國家的載體中可能這些元素得到更好的發揮。

  這就是我想跟大家再簡單談一談的“文明型國家”。

  關於這個概念,我想提三位學者。

  

  一位是美國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他認為中國是不大可能建設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包括現代的法治、現代的國防、現代經濟等等,我們很多“公知”現在也是這樣的觀點。

  他把中國稱為“文明國家”,他表示這兩個名詞是個相同的概念。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就說是中國是“佯裝成現代國家的一個文明”,也就是說本質上你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你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但表面上看你是一個國家。所以他這話是帶有貶義的。

  第二位學者就是馬丁·雅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中國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他在2009年的時候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的書《當中國統治世界》。這個書名坦率說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但是他本人也講過,出版商堅持要用這個名,這樣才能賣好,“標題黨”(笑)。

  他和白魯恂不一樣之處在於,他對“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中性的正面的闡述,所以他得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中國不會變成另外一個西方國家,中國的崛起會改變整個世界。現在看來是站得住腳的。

  但是馬丁·雅克也認為,就是中國的這個“民族國家”和這個“傳統文明”這兩個特性之間,可能有某種張力、某種衝突,比方說,他認為中國可能在今後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他還說中國人實際上有一種“種族感”,這可能也會對現有的國際秩序形成某種挑戰。

  第三個學者就是我自己。我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這是我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研究後得出的非常慎重的結論。但是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中國這個現代國家與眾不同,所以她確實融合了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長處。我上次也簡單提到過,無論走到哪裡,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勞、最向上的民族,她要改變命運;這個民族最平和;這些特質帶來今天中國的崛起。

  中國也接受了現代國家一些基本的理念,像主權平等,像人權,所以中國不會恢復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國家”,英文我把它翻譯成civilizational state,這和civilization-state是不一樣的,civilization-state是兩個平起平坐的概念,civilizational是一個形容詞,“文明型的”,修飾“現代國家”。所以說我的“文明型國家”概念比白魯恂的“文明國家”概念要積極的多。

  我基本的看法是,“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底蘊,她不會跟著其他國家亦步亦趨;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而且能夠對世界文明作出大量的原創性的貢獻。

  我多次講過這樣的一個比喻:就像漢語擴大自己的影響,不需要理會英語的偏好;就像《孫子兵法》不需要克勞塞維茨來認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圖來認可;就像中國的宏觀調控不需要美聯儲來認可。

  而更可能發生的事,實際上已經在開始出現了,即漢語可能會逐步地影響英語或者其他語言。《孫子兵法》當然已經是影響,而且繼續會影響西方的軍事思想;孔夫子和柏拉圖都為人類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智慧;中國的宏觀調控,我真是認為美國可以借鑑不少,但是它有點困難。

  這樣,我們就可以回到演講開始時提出的問題,西方為什麼老是誤讀中國?因為西方總是基於自己有限的歷史經驗,在此基礎上形成話語來解讀中國,如“西方中心論”、“歐洲中心論”、“歷史終結論”。

  所以他們的邏輯是所謂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再到西方民主制度。在這個概念下,歷史發展是單線條的,發展到西方的政治模式就終結了,所以這是我們現在看來非常荒謬的。

  文明型國家崛起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邏輯。首先,歷史上,我們是長期領先西方的,這個領先有其重要的原因,我把它稱為原因一。後來18世紀開始就落後了,這個落後有深刻的教訓,但通過過去數十年的努力,我們又趕上來了,某些方面還超越了,這個趕超的成功也有它的原因,我稱為原因二。這個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一種歷史的繼承和發展關係。

  比方歷史上,我們是民本主義的傳統,“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政府要做事情,首先就是關注民生,改善民生,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方面。所以西方今天這個模式最大的問題,無論在西方本身,還是在非西方國家,(都體現在)政治機器空轉,不落實到改善民生,所以西方模式在非西方界、在西方界都開始走下坡。

  這背後實際上是兩種哲學觀。一種是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單線發展的哲學觀,我代表最好的制度,然後你就發展到我這個制度,最後你就變得很好了。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人的歷史觀裡各種模式都存在,從來就是百花齊放的,甚至有時候是互相打架的。

  但即使你這模式過去很好,但是驕傲使人落後,如果你真的得意自滿,也可能落後被人家趕上了。所以它的歷史競爭是複合式的、多線條的、動態的。

  下週我還想談文明型國家的“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我覺得這個是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最精彩的地方,會震撼整個世界。(完)

  

  整理 觀察者網 韓京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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