弩手專業到弓都不會用,宋代軍隊為那麼重視強弩?

  編者按:冷兵器研究所發佈《大唐軍隊明明輕視用弩,為何江淮弩手卻成天下精兵?》和《為何從三國到唐代,中國軍隊裝備弓要比弩多》兩篇文章後,有不少讀者對照冷兵器研究所發佈的有關宋代弩的相關文章,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宋代之前,弩是中原王朝軍隊的利器,但也只是重要武器之一,而到了宋代,弩與弩手的地位急劇上升,甚至有種弩在宋代出現分野的感覺,這是為什麼呢?

  ▲遊戲中威風八面的王八弩

  我們先來說一個故事:北宋熙寧年間,宋神宗和一干大臣在裕陵後苑玩兒射箭。輪到殿帥林廣時,林廣說皇上別難為我,真射不了。宋神宗不解,問為?林廣說:我是弩手出身……

  在宋神宗,乃至現代人看來,弓、弩本是同類兵器,但在“本出弩手”的武人林廣心中弓、弩天差地別。這就很值得推敲一下了。

  《武備志》記載“中國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漢唐以後虜弓日強,遂不可復及。唯弩之用為最”。在宋以前,弓手弩手並不分野,不論是武舉考核還是實際編制,弩手都不是專職射箭的單位,而是多功能戰士。弩手不但弓弩並習,而且隨身攜帶雙手握持的武器,“將刀棒自隨”。甚至,當敵人騎兵衝至二十步時,“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古人說的“一步”是兩隻腳一前一後各走一步(兩跨為一步)。唐代大約是1.5米一步。

  也就是說,敵人進入三十米這個距離,這些弩手就要發起反衝鋒。這和後世線式戰術時代,排槍過後戰列步兵們發起反衝鋒的距離差不多。而宋代弩手則更偏向專職。宋仁宗時,尹洙批評弩手“更不學槍刀,雖各帶劍一口,即元不繫教習”,一旦短兵相接,只能“束手就害”。

  而且,如之前文章所說,宋代之前的弩兵雖然重視白刃戰,甚至要參與衝鋒,但在軍隊裡的分量並不算太重要。這在《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在李靖的設想中,2萬人的大軍中取“戰兵”1.4萬人,弩手40 隊,計2000人。弩手在“戰兵”中的比例僅佔到百分之十四多一點。具體到每一軍,弩兵的比例甚至要更低一些,如中軍4000人中弩手只有400人,加上400弓手也就800人,而中軍的騎兵高達1000人。再加500“跳蕩手”和500奇兵,就構成中軍四千人中的兩千八百“戰兵”。

  而一直到盛唐,在整個關中地帶,大唐的核心經濟區內,李靖的構想都得到了貫徹。在安史之亂前的幾次重要會戰中,都是騎兵和步兵白刃戰解決戰鬥。比如蘇定方徵突騎施,就是利用騎兵獲勝。接戰時,蘇定方命令步卒在原野列槍陣,自己率領騎兵在北原列陣。敵人衝擊蘇定方的步兵方陣,連續三次都衝不破。這時蘇定方親率騎兵發起衝擊,對手迅速潰敗,被蘇定方追逐了三十里地,殺傷數萬人馬。在這場會戰中,不論是勝利的一方還是失敗的一方,都不會把勝利或者失敗的原因歸到己方弓弩夠不夠強力上。

  然而在宋代則不然。贏了,那是上天保佑皇上萬歲,輸了就是硬弩沒有充分發揮威力。事後的追責和改進方向都繞到如何讓弩更強,發射陣地更穩固的思路上來。比如公元986年的君子館之役,宋軍戰後的勝負總結就是“會天大寒,我師不能轂弓弩”,所以失敗。而成功的經驗則是宋太宗征討李繼遷,軍中“多設強弩,及遇賊佈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和尚原之戰,吳玠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激戰三天,大破金兵。

  另外,在南宋初年,金軍進攻四川,劉子羽提醒金州(今陝西安康)守將王彥要在軍中多備弩手。但王彥喜用短兵決戰,未能採納這個建議,結果很快就被金軍擊敗。總之,不論這些戰鬥或攻或守,或勝或敗,決策者最後都將勝負關鍵歸結於強弩的使用與否。這和唐代步兵堅守、騎兵決勝的戰術思想有根本區別。但宋初軍隊中裝備的黑漆、黃樺、跳蹬、木弩等大都沿襲前代舊制,其性能與唐弩並無很大差別。大宋名片——神臂弓要到宋神宗時代才出現。可見從裝備本身是找不到這種遠程武器依賴依賴症的線索的。

  所以還是要把目光回到晚唐和五代。假如李靖再世,在殘唐五代的環境下,他還能靠騎兵和重步兵打遍天下嗎?恐怕不一定。比如想要復刻滅東突厥的陰山之戰,至少一萬精銳的騎兵總得有。退一步,像李世民打竇建德的戰鬥,不但要求己方有強力的騎兵,步兵也得非常堅韌,扛得住對手正面壓上來的壓力才行。可安史之亂後到五代,中原政權的部隊既缺乏強力的騎兵,步兵也不夠堅韌。

  說到這裡,要特別說一下氣候的因素。中國兩千年來溫度變化有明顯的三個溫暖期和三個寒冷期。唐末五代就是第二個寒冷期。當時從氣候條件來說,是整體農業是偏豐階段中,出現了偏欠的時段。這個寒冷期一直延續到到宋初,表現為北方降雨線南移,畜牧區擴大,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邊界南移至39.24°N~32.3°N。

  在地緣政治上,西北地區的優良產馬地逐漸為吐蕃蠶食;五代時期,後晉石敬瑭又將燕雲十六州拱手送與契丹;之後,契丹曾短期內佔領了中原,在北歸時掠走了數萬匹戰馬;宋初,党項又奪取了西北的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境內)等地。也就是說,即使李靖再世,他面對的就是農耕區縮小,產馬地喪失的狀況。這就導致己方沒有足量騎兵,即使有堅強步兵也獨木難支的現實。那依賴遠程武器,據城自守,或者寄希望於打對手一個埋伏就成了無奈的選擇。後梁貞明三年(917年),契丹大舉南下進攻幽州,總兵力達三十餘萬。後唐大將李存審對戰局十分悲觀。他說,平原交戰,在契丹人數萬騎兵的衝擊下,我沒有任何把握守住陣地,怕是要全軍覆沒呀。

  這時大將閻寶說:我們可以用強弓硬弩打他個埋伏。當時參會的所有的將領都同意這個做法。於是後唐在幽州城下“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這一次戰鬥和唐代的幾次弩手作戰的不同之處在於,證明了用弩阻攔大規模騎兵衝鋒是有可能的。還有我們熟悉的楊家將,楊業在陳家谷戰役前,曾請求主將潘美在谷口多設勁弩,待他敗回時一定要“以步兵強弩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這語氣和李存審當年面對契丹騎兵時一模一樣。可見,這種把戰鬥勝負的最後希望寄託於弩手埋伏戰的思路,是五代的戰場環境所決定的。

  到了兩宋,騎兵不振,因此不得面對以步制騎的軍事難題。所以五代以弩取勝的“新近經驗”被宋朝直接效仿,最後成為思維慣性,甚至產生路徑依賴,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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