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轉向:從革命到改革

  撰文: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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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於素王:康有為的革命性

  現在我們進入正題,說說戊戌變法的主角康有為。他的名字曾改過兩次,初名有為,後改祖詒,“乙未成進士,複名有為”(張伯禎語)——乙未年是1895年——字廣廈,號有好幾個,包括長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等。每個號都有其寓意,如西樵山人對應他在西樵山(廣東四大名山之一,今屬佛山南海區)隱居讀書的青年歲月,遊存叟對應長達十六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他有一方印,曰“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民國二年(1913年)歸國之後,曾在上海愚園路購地建房,名“遊存廬”,《遊存廬落成詩》雲:“自有天遊入非想,默存獨樂至於今。”這則可引出其晚年之號天遊化人,此時他所思所想,不再濟世救人,而是心遊天外。

  這些號中,最著名的一個,自然還是長素。這也應是他使用最早的一個號——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梁啟超撰《南海康先生傳》,只提此號,不及其他。那麼這個號有什麼意思呢?最流行的解法認為,長者,超越也,素者,素王也,素王者,孔子也,合在一起,即超越孔子。孔子是無位之王,在其之上,只能是有位之王,由此足見康有為的志向或野心何其巨大。

  好玩的是,康有為不僅希望自己超越孔子,還希望他的弟子超越孔子的弟子,試看他給五大得意弟子——號稱“康門五哲”——取的號:大弟子陳千秋號超回,超越顏回;梁啟超號軼賜,超越端木賜(子貢);麥孟華號駕孟,超越孟子;曹泰號越伋,這個伋,有二解,一說孔子的孫子孔伋,一說孔子的弟子燕伋,反正都是聖賢;韓文舉號乘參,按唐德剛言:“把曾參當馬騎也。”聽起來,各個要超凡入聖,超邁絕倫,事實上,只怕這些弟子都沒有拿老師的恩賜當回事,譬如梁啟超,似乎從未使用過軼賜之號。

  關於長素,另有一種善意的詮釋,認為出自南朝顏延之《陶徵士誄》“弱不好弄,長實素心”一語。此處之素是純淨、純潔的意思,長素可解作“成人之後保持赤子之心”,正有一番雅意。但是,如果我們洞悉這一詮釋的來歷,必定不以為然。光緒二十年七月初四日(1894年8月4日),餘聯沅上折參劾康有為,主攻方向是《新學偽經考》,其中拿長素之號說事,稱“康祖詒自號長素,以為長於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軼賜為號”。光緒下旨,令兩廣總督李瀚章查明,梁啟超聽聞消息,四處活動,託人遊說李瀚章,以致李瀚章的回奏,對康有為大加回護,不僅稱道其“溺苦於學,讀書頗多”,並雲“其以長素為號,蓋取顏延年文‘弱不好弄,長實素心’之意,非謂長於素王。其徒亦無超回、軼賜等號……”一場禍事,就此化為無形。不過這樣的政治辯護,顯然不合康有為性情,他一貫工於心計,與赤子的坦蕩全不相干;何況他自少時便以聖人自命,志在比素王還高一檔的聖王,赤子之流,豈能入其法眼。

  馬永康曾考證康有為的名、字、號來源,關於長素之號,他提出了第三種、也是最原始的解釋,即康有為自己的說法。宣統元年底,康有為致梁啟超信中雲:“蓋自冠年學道,得素位而行之義,因以自名。故一生行事,力為其難,而又未嘗苦行,不染不捨,以為究竟。汝習與吾久,豈不識之耶?”(1910年1月27日)同年另一封信中,他明確了取號的具體時間:“此旨自廿一歲大悟徹得來,因以素為號,行此三十三年矣。”(1910年2月4日)所謂素位而行,出自《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大意是君子應安於自己所處的地位,做自己應該做的事,不要生非分之想。這一命意,自然十分光明正大,不過康有為一生行事,恐怕遠遠談不上素位而行,而屢博出位,驚世駭俗。此外還要注意,如果康有為早於二十一歲那年便取“素位而行之義”為長素之號,為什麼三十三年後才對外闡發,為什麼連其最親信的弟子梁啟超都不知道呢?當他向梁啟超追問“汝習與吾久,豈不識之耶”,反而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思。所以我推論,這種解釋不可當真,哪怕出自康有為本人之手。

  對照這三種解釋的來龍去脈,可知第一種何以最為流行,因為它最契合康有為其人,最易呈現康有為的性情與心志,從而最能為輿論所接受。長於素王之說,在晚清並非祕密,而是公開的談資。如章太炎自編年譜,曾談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上海辦理《時務報》期間與康有為一派的衝突:“春時在上海,樑卓如(梁啟超)等倡言孔教,餘甚非之。或言康有為字長素,自謂長於素王,其弟子或稱超回軼賜,狂悖滋甚。餘擬以向栩,其徒大慍。”末尾提到向栩,東漢人,《後漢書》稱他“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其行徑恰與康有為相仿,不過向栩曾官居侍中,則非康有為所能及。

  有人會說,章太炎與康有為屬於論敵,他的話未必可信。那麼我們再舉一例。戊戌變法期間,有一位刑部主事叫唐烜,不僅與康有為毫無瓜葛,與朝中各大派系亦無勾連。他留下一部日記,其中記載了對康有為的觀感:“……原名康祖詒,字長素,即祖述堯舜之義,長素雲者,孔子為素王,而伊之神聖則又過之。”“其弟子輩,亦多以四配十哲自命者,若漢唐宋明諸大儒,視之蔑如也。”(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四配十哲”指在文廟陪祀孔子的弟子,清朝增至十二哲。這是局外人的見聞,極具證據效力。另如劉體智《異辭錄》雲:“有為字長素,不知其何所取義;京城士夫習聞其言孔子之教,以為長於素王也。因而啟超及順德麥孟華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軼賜。”可視為對晚清輿論的一種描繪。

  與長素之號相應,康有為有一綽號,曰“聖人”。這也說來話長,得從其少時講起。據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康有為)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為’,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為’也者,先生之名有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氣矣。”鄉鄰稱其聖人,不免有些譏嘲之意。再看康有為自編年譜,光緒四年(1878年),他二十歲,拋棄了舊日的書本和友朋,閉門靜坐養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這則可作為聖人的正式起源。

  由這兩段史料,可知康聖人綽號之內涵,一半推崇,一半嘲諷,前者往往出自其弟子,後者往往出自其論敵。試看章太炎致其師譚獻之信:“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巖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轉丸,則不得不大聲疾呼,直攻其狂。”(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1897年4月20日)康有為被弟子尊為聖人,被章太炎斥為狂人或神經病,於此可見一斑。

  話說章太炎也有神經病之名,其綽號章瘋子,恰與康聖人相映成趣,可作一副無情對。他曾因蘇報案而被囚三年,出獄之後東渡日本,在留學生和革命黨舉辦的歡迎會上,曾自稱是神經病:“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堅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這裡的神經病屬於好話,而且這番話大有道理。古往今來,天才人物大都卓犖不羈,超塵拔俗或憤世嫉俗,而不為世俗所容,流俗對他們的觀感,往好了說叫奇人異士,往壞了說就是神經病。譬如唐烜日記雲,北京士大夫眼裡的康有為,“或目為奇士,或斥為妖人”。與此相應,沒有敢做神經病的勇氣,往往難成大事。

  關於章瘋子與康聖人的神經病之舉,再說一例。章太炎早年曾入張之洞幕府,與樑鼎芬同事。有一天二人閒聊,說起康有為,樑鼎芬道:“康有為霸氣縱橫,不失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測,傳其頗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識其人,亦謂可信否?”章太炎笑答:“君誤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為如僅圖為皇帝,尚不足為異,最荒謬者,則其人竟妄想欲為教主也。”這一答語,大抵也是“狂悖滋甚”,嚇壞了樑鼎芬及其背後的張之洞,“立致程儀三百金,諷太炎令去”。從這番對話,可知章太炎所守護的不是政統,而是道統,他本具排滿思想,並不介意康有為取愛新覺羅氏而代之,不過康有為要當儒教之主,他則接受不了。由此更可見康有為的狂悖,章太炎致譚獻信所云“不及十年,當有符命”云云,當非誣賴。

  從這一大堆故事與軼事,不難發現康有為的性格,第一是狂妄。他自視為聖人,“以救全世界之眾生”為使命,正應了那句老話:吾儕不出,如蒼生何。話說近世多狂生,如章太炎、譚嗣同,不過論狂妄的程度、時長,以及對歷史的影響,只怕無人可匹敵康有為,他的狂妄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敗壞了多少事。而且狂妄得有其資本,如果資本不足或空空如也,那就不是狂,而是妄。康有為的口碑,正掙扎於狂與妄之間。他的資本,一向有些爭議,如其成名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被指剽竊廖平《闢劉篇》《知聖篇》等。鑑於此,後世曾將他比作星宿老怪丁春秋(金庸《天龍八部》),也許貶斥過甚,倘若擬之為雪山派掌門威德先生白自在(金庸《俠客行》),可能更恰當一些。

  第二是與狂妄相應的偏執,即康廣仁所云“伯兄思高而性執”。如梁啟超名著《清代學術概論》所云,康有為之為人,“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為了論證自己的學說,常常不惜曲解或抹殺證據,其做學問如此,做事情亦然。其實早在此書寫作二十年前,梁啟超便在《南海康先生傳》文中明言:“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搖動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其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照此說來,稱康有為偏執,已經相當委婉,說難聽一點,就是專制。

  狂妄、偏執之人,行事往往急躁,這是康有為性格的第三點特色。他在戊戌年前後的種種言行,如主張“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方今不變固害,小變仍害,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也”,常迎來“鹵莽滅裂,輕易猖狂”“操切浮躁”“操之太急”之譏。不過康有為的急躁,不盡是個人性情,還有時代背景。前面曾談及王照與康有為之爭,王照主張辦教育,開風氣,以漸進的方式推行新政,康有為則反駁道:“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這句話可視作時代呼聲。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之下,人心不是趨向消沉,就是趨向躁進。

  我們談康有為的性情,目的不僅在描摹這個人,還試圖探究一點,這麼一個人,到底適合做什麼。這裡需要引出汪精衛的釜薪論。汪精衛曾撰《革命之決心》,發表於《民報》第二十六號(1910年2月)。他把革命比作“炊米為飯”,燒熟一頓飯,需要有人作釜,有人作薪,釜即鍋,要求“不憚煩”,對應韌性,薪即柴火,要求“不畏死”,對應勇氣,這二者都是“成飯之要素”,不分高下,端看革命者自覺其性格、才能適合作什麼。如汪精衛自覺缺乏堅忍,“故不願為釜而願為薪”,孤注一擲,北上行刺。

  那麼康有為適合做什麼呢?顯而易見,以他的性情,與汪精衛相似,更適合作薪而非作釜。區別在於,汪精衛面臨的抉擇,在革命之內:起義還是暗殺;康有為面臨的抉擇,則在革命之外:改革還是革命。考察改革的要素——改革雖也需人作薪,不過釜才是重頭,對領袖的要求,尤其如此——如溫和、漸進、妥協、節制等,在康有為身上,一個也無。所以他更適合革命,或者說只能去革命,他的激烈與狂躁,屬於革命氣質,他的極端與偏執,屬於革命思維。弔詭的是,他最終選擇了改革——由這麼一位一身革命氣質、滿腦革命思維的人來領導改革,結局如何,不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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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中國不保大清”

  有人質疑道:康有為擁有革命氣質與思維,並不代表他會革命。理雖如此,事實則是,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的政治派系,與其說是改革派,不如說是革命派,當時他推行雙軌政策,左右出擊,一手改革,一手革命,比較這二者,後者所佔比重顯然更大。

  轉向改革之後,康有為對自己的革命史三緘其口,其弟子如梁啟超等偶爾談起,口氣則不無曖昧,不知該肯定還是否定。反倒是他的敵人,常以批判的姿態,從反向認證其革命功績。如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所云:

  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為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尚在,未盡澌滅也。……

  抑吾有為長素憂者,向日革命之議,譁傳於人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文、林奎尚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尚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尚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為長素欺也。

  章太炎所列舉的康有為的革命史,幾乎全部屬實,僅“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一處,我尚未見到直接證據。陳千秋是康有為的大弟子,聰明絕人而氣魄剛毅,可惜早逝,按康有為自編年譜(《我史》),其死於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年僅二十六歲。孫中山策劃廣州起義,恰好在此前後。那麼陳千秋死前是否見過孫中山呢?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雲:“中山、(楊)衢雲、(陳)少白在香港澳門間,嘗與康廣仁、何易一、陳千秋商略革命。”這是唯一證據,不過見面地點並非章太炎所言的廣州,而是香港或澳門。

  不管陳千秋是否參與孫中山的廣州起義之籌劃,可以確證的是,孫、康兩派接觸,正始於廣州起義期間,縱然並未結出正果,卻可視作一次鋪墊。此後兩派屢有往還,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秋,由日本華僑馮鏡如(馮氏系孫中山一黨,曾任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鄺汝磐等資助的中西學校創於橫濱,孫中山致信康有為,請梁啟超前去執教,康有為以梁啟超正主持《時務報》筆政為由,分身乏術,改派徐勤、陳默庵、湯覺頓等,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另外,他覺得“中西”之名不雅,特地更名“大同”,並親書“大同學校”門額相贈。如此種種,足見康有為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重視與支持,亦可見他對革命的態度,用時人的話說,此時此刻,“二人宗旨亦不大異”。

  對於革命,康有為與孫中山宗旨一致,方法或路徑則不一致:孫中山採取武裝革命,康有為堅持和平革命(康廣仁語)。這也是兩派雖有往來卻終究不能同仇敵愾的根源。說到和平革命,背後有兩點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康有為一派的身份,幾乎是清一色知識人,不像孫中山一派三教九流,魚龍混雜,除了知識人,還有商人、會黨分子等,是以後者具備武裝革命的能力而前者只能紙上談兵,甚至連談兵的資格都沒有;二是康有為的雙軌政策,主張革命而不忘改革,如上書皇帝、遊說大臣以變法等,與執政者、現行體制眉來眼去、藕斷絲連——別忘了他也是體制中人——決定了他不可能採用過於極端、暴烈的方式,說白了,他的革命性並不徹底。

  和平而革命,是不是有些矛盾,到底該怎麼推行呢?歸結起來,康有為的和平革命,主要包括兩塊:宣傳民權,籌謀自立。

  俗話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妨換一種說法:秀才造反,惟舌與筆。所謂舌與筆,皆指觀念。康有為的革命史,最大貢獻即對民權觀念的宣傳,如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所云:“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為首(知之者雖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說到宣傳民權,不得不提康有為的代表作《孔子改制考》。有人顧名思義,由改制之名聯想到改革,判定這是一本託孔子談改革的書。倘若細讀,不難發現,與其說此書在呼籲改革,不如說呼籲革命,其激烈程度,堪比譚嗣同《仁學》。論主旨,一言以蔽之,曰民主或民權。儘管當時康有為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只能說一知半解,不過他對君主制的批判和君臣之義的解構已經足夠精闢,以民主反對君主,以民權消解君權,在帝制中國,自屬大逆不道的革命之舉。

  《孔子改制考》發行之後,爭議極大。不必說那些冥頑不化的守舊派對此書的攻擊,單說維新派中漸進一系,孫家鼐、張之洞、陳寶箴等皆持批判態度。張之洞願意出錢供養康有為,條件是“勿言此學”,康有為則斷然回絕:“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張之洞)奚取焉?”孫家鼐專門上折,請求光緒下旨刪除《孔子改制考》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稱王字樣”,“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這裡的改制顯然不是改革那麼簡單——必將“導天下於亂也”。陳寶箴認為,《孔子改制考》導致“民權、平等之說熾矣”,“幾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所以他也上折,請光緒“特降諭旨,飭下康有為即將所著《孔子改制考》一書版本自行銷燬”。最好玩的還是翁同龢,他向光緒皇帝告狀,稱康有為居心叵測。光緒問:“前此何以不說?”他答:“臣近見《孔子改制考》知之。”

  宣傳民權,不是康有為一個人的事,他的弟子如梁啟超等更加激進。按狄葆賢《任公先生事略》:“任公(梁啟超)於丁酉冬月將往湖南任時務學堂時,於同人等商進行之宗旨: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當時任公極力主張第二第四兩種宗旨。其時南海(康有為)聞任公之將往湘也,亦來滬商教育之方針。南海沉吟數日,對於宗旨亦無異詞。所以同行之教員如韓樹園、葉湘南、歐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這段話有一小誤,梁啟超到長沙,當在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97年10月17日),其時並非“冬月”(翌年二月十四日因病離開長沙,前後共計四個多月)。狄葆賢入康有為門下略晚,不過他與梁啟超交情深厚——梁啟超曾說,其故交當中,譚嗣同、吳鐵樵以外,惟狄葆賢“最有切密之關係,相愛相念,無日能忘”——所以他的記載相當可信。如其所云,彼時康有為、梁啟超的政治主張即急進法和種族革命。

  宗旨既定,遂有具體動作。梁啟超回憶道:

  進到時務學堂以後,譚壯飛先生嗣同,唐紱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們的教學法有兩面旗幟:一是陸、王派的修養法;一是借公羊、孟子發揮民權的政治論。從今日看起來,教法雖很幼稚,但是給同學們的‘煙士披裡純’(案:Inspiration,意為鼓舞)卻不小。開學幾個月後,同學們的思想不知不覺就起劇烈變化,他們像得了一種新信仰,不獨自己受用,而努力向外宣傳,……於是引起很大的反動,為後來戊戌政變時最有力的口實。

  《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編到這一年,時有記述:“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非徒心醉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再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自雲:“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先是(譚)嗣同、(唐)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湘學報》,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則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祕密分佈,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這些都是康有為一派宣傳民權的證據。

  以康有為的野心,其革命行動自然不甘於觀念傳播。除了宣傳民權,他們還嘗試推動腹地自立。所選中的省份,一是湖南。請看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夏康有為復趙必振(曰生)信:

  當戊戌以前,激於國勢之陵夷。當時那拉攬權,聖上無權,故人人不知聖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度大勢必駸駸割鬻至盡而後止,故當時鄙見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開強學、聖學、保國之會,欲開議院、得民權以救之。因陳右銘(陳寶箴)之有志,故令卓如(梁啟超)入湘。當時復生(譚嗣同)見我於上海,相與議大局,而令復生棄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氣,為中國第一,圖此機會,若各國割地相迫,湘中可圖自主。以地在中腹,無外人之交涉,而南連百粵,即有海疆,此固因膠、旅大變而生者。誠慮中國割盡,尚留湘南一片,以為黃種之苗,此固當時惕心痛極,斟酌此仁至義盡之法也。卓如與復生入湘,大倡民權,陳(寶箴)、黃(遵憲)、徐(仁鑄)諸公聽之,故南學會、《湘報》大行。湘中志士,於是靡然發奮,人人種此根於心中……

  此信非常重要。康有為的革命史,如宣傳民權,籌謀自立,皆可從中找到印證。遊說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湖南自立一事,主要由梁啟超承擔。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梁啟超上書陳寶箴,斷言“為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這麼說不是著眼於當下,而是未來,因為“若使德人膠州之禍不息,今歲即成瓜分之勢,斯無可言矣”。國家快亡了,要做最壞打算,“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善其後者”——當時譚嗣同的許多言行,也是以“亡後”“善後”為名目。而且,不是說自立,就能自立,起碼需要五年時間來經營,“若能假以五年,則湖南或可不亡也”。

  梁啟超還有一封《復劉古愚山長書》,作於同年四月。收信人劉光蕡,號古愚,陝西維新派領袖,與康有為齊名,有“南康北劉”之謂。信中稱東南諸省即將淪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都會步臺灣之後塵,“惟西北腹地,遠距海岸,夷跡為罕,地利未闢,涎割稍遲,而礦脈之盛,物產之饒,隨舉一省,皆可自立。秦中自古帝都,萬一上京有變,則六飛行在,猶將賴之。故秦地若立,東連晉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國一旅之興,必在是矣。”他希望能與腹地二三豪傑一同經營此事,“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誠,力扶危局,亦未見天下事之必無可為也”。據此信可知康有為一派籌謀自立的第二個選項:西北。

  這裡要另說兩點。第一,黃彰健指出,梁啟超致劉光蕡、陳寶箴信中所云“六飛行在”“使乘輿播遷,六飛有駐足之地”等(六飛是古時皇帝的車駕,暗喻皇帝或皇權),貌似為朝廷著想,其實都是幌子、門面話,不可信以為真,其真實想法應與“以種族革命為本位”有關,當然這不宜宣之於口,不能明目張膽勸劉光蕡、陳寶箴置大清於不顧。第二,就軍事眼光而言,梁啟超矚目西北,絕對高明,他清晰預見,一旦上京或東南有變,唯有西北可以避禍,兩年後庚子國難爆發,朝廷逃亡的路線恰也如此。

  康有為一派的種種革命行動,尤其宣傳民權,有時需要公開傳播,故而容易授人以柄,成為罪證。如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鼓吹民權革命論,便被當地的守舊派抓住把柄,最後參到皇帝面前。當時扣在康有為頭上的罪名,最著名的一則,無疑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結合康有為的革命史來看,這一罪名,並不冤枉。黃彰健曾用數萬字來考證這一問題,其中提及何樹齡致其師康有為的一封信,正適合鈔在此處,作為結語:“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大濁國”即大清的隱語。

  3

  

  康有為的轉向:從革命到改革

  既然康有為傾向革命,為什麼會在戊戌年投身改革呢?說起他的轉向,我們需要繼續抄那封給趙必振的覆信。回顧了戊戌年前的革命史之後,他轉而寫道:

  及見皇上後,乃知聖明英勇,能掃除舊國而新之,又能決開議院,授民以權。當時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上即無權。上曰:吾以救民耳,權之有吾何論焉?此固英德意奧法俄所死人千萬而不可得者,而一旦上能敝屣天下而行之。吾為感泣,願效死焉。……夫聖主之挺出,豈獨天下不知,即吾開保國會時亦不知。陳軍機次亮告我曰:皇上實英明通達,過於群臣。我答曰:此真軍機頌聖之言,吾不信也。及既見聖明,乃知出於意表。試問天生此,又今遍歷諸艱,不以為救中國計而何哉?

  如此信所示,康有為從革命轉向改革,轉折點在於覲見光緒,深深感受到皇帝的“聖明英勇”“英明通達”。不過反觀歷史,可知康有為這一說法殊難成立。他受光緒召見,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此時戊戌變法已經迅速拉開了大幕,他已經置身於改革的驚濤駭浪之中,還談什麼轉向改革呢?

  這個轉折點,顯然要早於康有為覲見光緒那一天,我以為可以劃到這一年初他到總理衙門與李鴻章、榮祿等人會談變法,稍後上折呼籲“請誓群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即《上清帝第六書》)並進呈《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彼時他固然尚未有幸仰瞻天顏,不過光緒對他的賞識與啟用之意已經呼之欲出,“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的國情即將被打破,當在上者有所指望,他也勢必調整政治策略。這甚至連投機都談不上,須知權變正是政治的本色。

  只是康有為一派一口咬定“既見聖明”導致了他們的轉向,令後人無可奈何。譬如梁啟超,政變之後逃亡日本,與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賀重昂筆談中國局勢,有言: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說,其勢甚盛,僕前者亦主張斯義,因朝局無可為,不得不倡之與下也。及今年四月以來,皇上稍有政柄,覲見小臣,於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為大有為之君,從前十餘年腐潰之政策,皆絕非皇上之意。於是同志乃翻然變計,專務扶翼主權,以行新政。蓋革命者,乃謀國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為不可行。外患方殷,強鄰環伺,恐義旗未舉,而敵人已借勢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實鮮有比,苟能有全權,舉而措之,則天下晏然,必無驚而新政已行,舊弊已去,國體已立矣。此僕等之初意也。何圖為母后賊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

  不僅盛讚“皇上之英明仁厚”,而且對革命大加貶斥,稱之為“謀國之下策”——一年前他還“醉心民權革命論”呢。其變臉之速,令人瞠目。

  梁啟超之外,王照的說法,亦可作為印證。王照屬維新派中漸進一系,政變之後,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一同流亡日本,不久即分道揚鑣。他曾與木堂翁(犬養毅)筆談雲:“及丁酉(1897年)冬康有為入都,倡為不變於上而變於下之說,其所謂變於下者,即立會之謂也。照以為意主開風氣,即是同志,俄而康被薦召對,即變其說,謂非尊君權不可,照亦深以為然。蓋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權也。”他是鐵桿保皇派,對光緒忠心耿耿,自然樂見康有為轉向。不過,具體說到“尊君權之道”,康有為堅持“非去太后不可, 並言太后與皇上種種為難之狀”,王照則不贊同,二人的分歧就此埋下。

  流亡中的康有為,約1920年

  好玩的是,關於康有為的政治轉向,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還提供了另一種解釋:

  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為首 (知之者雖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 ,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以為中國積數千年之習慣,且民智未開,驟予以權,固自不易:況以君權積久如許之勢力,苟得賢君相,因而用之,風行雷厲,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其期期以為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這番詮釋,立意十分高明。當康有為尚且執迷於“感今上之恩”所象徵的君臣之義,梁啟超則把筆鋒一轉,上升到國情的高度:中國國情,專制既久,民智未開,故而不宜即刻推行民權,應以君權來過渡,故此開出一個折中方案,曰“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觀照康有為在戊戌年的表現,大抵符合這十字要義。他雖然轉向尊君權,卻未嘗忘情於民權,正如他雖然轉向改革,其思維與行動依然殘留革命派的痕跡。

  與梁啟超的說法相應,黃彰健指出,康有為放棄“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政治策略,從民權轉向君權,同樣基於對國情的考量:“與當時舊黨對保國會之攻擊有極大關係”,“康有鑑於舊黨勢力之大,自立民權不易行得通,遂不得不利用君權,希望透過光緒,實行改革,逐漸掌握國家實權。”——這也是一說,可與前兩種詮釋並觀。倘若認同歷史合力論,不妨把這三種說法一網打盡。

  康有為的政治轉向,不是說轉就轉,如轉身一般方便,而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困境:其身體投向改革,頭腦滯於革命。其實這已經足夠與時俱進,他們這一派中,許多人根本轉不過來。在康有為眼裡,唯一能跟得上他的轉向節奏的只有譚嗣同一人。致趙必振信中,他談起譚嗣同的經歷:“復生之過鄂,見洞逆(張之洞),語之曰: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徵?復生曰:民權以救國耳,若上有權,能變法,豈不更勝?”這則有些“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意思,只要能變法,救中國,民權也好,君權也罷,皆可一試,不分高下。

  譚嗣同從湖北到上海,“與諸同人論,同人不知權變,猶為守舊論”——此處之守舊,不同於守舊派之守舊,而指依舊堅持民權革命論——抵京之後,遂將此情況轉告康有為,請其出面約束。康有為不由感慨譚嗣同是“得乎時者也”。戊戌變法期間,他曾給在日本神戶《東亞報》供職的侄子康同和寫信,稱“……聖人發奮為雄,力變新法,於我言聽計從(我現奉旨專摺奏事,此本朝所無者),外論比之謂王荊公以來所無有,此千年之嘉會也”,諄諄告誡康同和等人:“今與汝約,所有各報,以救中國為主,而於偁及國家、皇上及滿洲,說話皆應極謹。皇上聖明如此,多為頌美之言、期望之語。今守舊者多,非言民權議院之時,此說亦可勿談。且述我言中國非開議院之時,開郡縣省會民會則可也。”(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一,1898年7月19日)從這番話來看,此時他的同志依然在高談民權,主張開議院,正契合譚嗣同所言“同人不知權變,猶為守舊論”,因此“大為滿人所忌”,這也是戊戌變法失敗原因之一——他向趙必振反思,戊戌變法失敗固然是“諸賊之罪”,“而亦吾黨當時筆墨不謹,不知相時而妄為之,有以致之”。

  康有為批評“同人”“不知權變”“不知相時”,其實他自己能好到哪裡去呢?以其致康同和信中兩句話為例。“今守舊者多,非言民權議院之時……”,因此他反對開議院——對此胡漢民另有一番揣度,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胡氏在日本東京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上發表演說,痛斥保皇派,稱康有為在戊戌年一再退縮,從前主張開議院、立憲法,特旨召見之後,以為即將大用,“萬一他把握政府的權柄,卻被議院監督住他,豈不是好些不便?萬一朝家錯會了意,以為康有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議員,那時豈不抱屈?豈不辜負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為的議論變了,以為實在連議院都可以不必開,憲法可以不定,有這般一個好皇帝,但求變法就夠了。”——同時他也指出,“開郡縣省會民會則可也”,可參《日本變政考》所言:“國議院未可先開,若州縣村鄉議會,則誠不可不開以達民情也”。這固然可以美其名曰折中,美其名曰“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卻也證明了康有為的“權變”即轉向並不徹底,終究不能放下一些“舊論”。如果他真正通權達變,相時而動,後一點也許不會再提。那句“吾黨當時筆墨不謹,不知相時而妄為之”的批評,用在他自己身上,亦無不可。

  4

  革命的改革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主角,這一點想來沒有任何異議,異議在於,他所扮演的角色該怎麼定位。以前我們習慣稱其為戊戌變法的領導人(者),比作宋朝的王安石等,而今則有一種論調,堅決否認其領袖地位。譬如認為當時康有為官止五品,僅受光緒召見一次,所上奏摺,極少採用,大都落空,最關鍵的還是光緒對他的態度,並不像以往所判定的那麼密切,光緒賞識他的才學,愛讀他編寫的書,不過只把他當作智庫或宣傳型人才,故而既未大用,亦非重用,變法初期,曾下旨讓他到上海督辦《時務報》,並置於與其不和的孫家鼐監管之下,這縱使談不上疏遠或放逐,至少顯示了他在光緒心中的地位,絕非心膂股肱,舉足輕重……如此種種,哪裡該是一個領袖所享受的待遇呢?

  這些都是事實,毋庸置辯。我想推敲的是“領導”或“領袖”二字。如果僅僅將戊戌變法視作一場時長百日的政治運動,結合帝制時代的權力運作邏輯,那麼領導人只能是皇帝本人。但是,一旦開始追問,光緒的變法思想從何而來,大清朝野的變法風氣從何而來,康有為的作用便浮出水面。

  竊以為康有為之於戊戌變法的最大貢獻,端在一個“勢”字。他是造勢或開風氣者,好比吹鼓手或設計師。張元濟對康有為本持批評姿態,認為康有為開保國會“……其意在聳動人心,使其思亂,其如何發憤,如何辦法,其勢不能告人”;不過在戊戌政變爆發後二日,他致信汪康年,轉而為康有為辯護:“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對康有為的讚賞,即在“風氣之開”。汪康年亦作如是觀。他曾致信日本友人山本憲,反思戊戌變法之成敗,一面肯定:“……敝國今歲改革,一切頗有除舊更新氣象,實皆康君有為一人所為。”一面否定:“顧求治未免太急,康君又不能容人,凡與己不協者,必驅之而後快,以致釀此奇禍。”其肯定之詞,也是落在了“氣象”之上,並盛讚康有為“一人所為”。

  再看彼時對康有為的種種批評,無非“惑世誣民,非聖無法”“搖惑人心,混淆國是”等。政變之後數日,伊藤博文一方問“康有為究犯何罪”,李鴻章答:“論其罪狀,無非煽惑人心,致於眾怒。”——這屬於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有替康有為遮掩之嫌,話說李鴻章對康有為的態度,可謂贊成其理念,鄙棄其手段。試看這些辭令,關鍵詞都是“人心”。聯繫造勢與人心的關係——所謂造勢,營造的是輿論,開啟的是風氣,撼動的是人心——可知我們為什麼說康有為是造勢者。

  造勢或開風氣者,在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中,有一專門概念,曰“先時之人物”。先時者,先於時代。與此相對,曰“應時之人物”,應時者,追隨時代。兩者比照,前者毋寧更難得,更可敬。用梁啟超的話講,先時之人物,造時勢之英雄也,應時之人物,時勢所造英雄也。沒有英雄造時勢,談何時勢造英雄?在梁啟超筆下,康有為便是這麼一位開風氣的先知、造時勢的英雄。由此說來,哪怕不能認同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導人,至少可稱作發起人:他造就了戊戌變法之勢,發起了二十世紀中國激進之勢,須知國事之成敗,有時正在這個“勢”字。

  順道一說,先時之人物,命運往往不佳。如梁啟超所云:“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康有為的遭遇,縱然沒有這麼悽慘,卻也庶幾近之:他不曾身死絕域,卻流亡異域長達十六年;不曾舉國欲殺,千夫唾罵,其名聲卻屬譭譽參半,更確切的說法,叫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而且早在戊戌年便已如此。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2日),陳寶箴上《請釐正學術造就人才折》,稱康有為“博學多材,盛名幾遍天下,譽之者有人,毀之者尤有人。譽之者無不俯首服膺,毀之者甚至痛心切齒,誠有非可以常理論者”。揣摩其措辭,似乎還是毀之者多一些呢。

  回到正題。前面說康有為造就了戊戌變法之勢,然而其貢獻僅止於此。變法期間,梁啟超曾向夏曾佑吹噓:“新政來源真可謂令出我輩,大約南海先生所進《大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兩書,日流覽,因摩出電力……”(《與碎佛書》,碎佛是夏曾佑的號,這封信後面不無牢騷,如感慨“南海不能大用”“僕之久不察看”等)他能強調的只是“來源”,因為變法推行之後,康有為的表現便捉襟見肘,步履維艱。

  何以至此?我們需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康有為的身份和才略。論身份,他雖頭頂烏紗帽,本質上還是書生或知識人,並無多少政治經驗,論對官場的瞭解,可能還不如在浙江做過小吏的康廣仁。論才略,充其量只能說,他有大略而無雄才,甚至大略一節,亦有爭議。梁啟超認為先時之人物必須具備三種德行:理想、熱誠、膽氣。並稱康有為“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哪怕這三點都能成立,那也只適合用來造勢,而非做事。做事需要的才幹,以及相應的德行如冷靜、耐心等,在康有為身上,毫無蹤跡。這一點,連梁啟超都難否認,所以他寫道,與其說康有為是政治家,不如說是教育家,與其說是實行者,不如說是理想者。

  第二個因素,涉及康有為的政治派系與思潮。戊戌年前,他本是革命派,儘管同時不忘改革——這麼說有把改革與革命對立為魚與熊掌的二元選項之嫌,事實上兩者並不必然衝突,有時反而可相互成就,譬如沒有革命的壓力,則無改革的動力,革命正可為改革造勢,相比用改革為改革造勢,也許事半而功倍——待到戊戌年初,“……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商君指商鞅,卒然,意為突然、忽然,這是嚴復的話,大意是康有為效仿商鞅的路數,突然得到君主的信任。請注意“卒然”二字,如果康有為的得寵,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那麼他從革命轉向改革,將隨之循序漸進,問題在於“卒然”,突如其來,一步登天,可是他並無充足的思想準備,以致面向改革,背向革命,置身於改革隊伍當中,依然一副革命話語與思維。他是這樣,譚嗣同亦然。基於此,他們推行改革,必然激進,必然深具革命性。

  改革者的激進與革命性,首先表現在話語。據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康有為覲見光緒之時,在朝房與榮祿相遇,榮祿問:“固知法當變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他忿然答道:“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曹孟其《說林》記載的康有為之言大同小異:“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梁啟超《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曾引用“日本中央報載有支那細人鄒某之言”:“……榮祿嘗詢康以變法之方。康曰:變法不難,三日足矣。榮問何故,康曰:但將二品以上官盡行殺了,可矣。”隨即表示否定,稱康有為並未說過這句話。按理說,這三種說法,似乎應以最後一種即當事人梁啟超為準,不過後世卻置梁啟超的說法於不顧,而以蘇繼祖的說法廣為流傳。對此,我的看法有些折中:康有為固然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只怕還不敢當面恐嚇朝中大佬榮祿;另一面,以康有為一貫性情,當榮祿問他如何變法,他肯定會口吐狂言。這兩面之間的空地,留給了公眾想象與歷史演義。最終所生產的“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即便不是事實,卻不妨作為一種輿論,以呈現時人對康有為的觀感。

  與此相應,譚嗣同遊說袁世凱兵諫之時曾放言:“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令袁世凱感慨“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此言出自袁世凱《戊戌日記》,這本書長期置於另冊,近來卻被認為相當可信。我無意考辨譚嗣同之言可信度的高低,是否確鑿不移,而有意將其與康有為之言擱在一處,從中抽出一種政治觀,姑且名曰“殺人變法”——以這四個字總結康有為、譚嗣同在戊戌變法期間的言行,自覺十分貼切。從殺人變法,到變法盡頭的圍園殺後(園即頤和園,後即慈禧太后),正處於同一條政治邏輯之上。只是如此一來,這到底是改革呢,還是革命——改革與革命的一大區別,恰在對暴力的依賴和運用?

  關於殺人變法,試舉一例。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年6月1日),楊深秀上《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此折由康有為、梁啟超等草擬。結尾一段,向光緒獻策,列舉了中國與外國的四個變法故事:趙武靈王之罷公叔成,秦孝公之罷甘龍,日本之君睦仁變法之罷幕府藩侯,俄彼得變法之誅近衛大臣。請光緒效仿他們,為了“推行新政,速見實效”,該獎勵的獎勵,該罷官的罷官——既然列出了“俄彼得變法之誅近衛大臣”,則在暗示光緒,迫不得已,不妨殺人。

  話語之後,再說政策。其政策之核心,即“變法之綱領,下手之條理”,叫開制度局,出自他所起草的《請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局折》。制度局是他的發明,在其同志筆下,有時叫議政處,有時叫立法院,光緒所採納的說法,叫開懋勤殿。不管叫什麼名字,設置這一名為政治諮詢、實為政治決策的機構,目的非常明確:奪權。以此架空軍機處,就像當年雍正皇帝用軍機處架空內閣一樣。對此,守舊派反應非常激烈,宣稱制度局一開,“如是則天子孤立於上,內外盤踞,皆康黨私人,禍將不忍言矣”。

  從權力鬥爭上講,改革也是權力的遊戲。康有為主動奪權,實屬政治常態。問題在於該怎麼奪權。假如光緒佔據優勢,正不妨大刀闊斧,狂飆突進,然而此時處於劣勢,最可行的奪權策略,應是蠶食,一步一步擠壓對手,而非鯨吞,企圖一口吃個胖子。不幸的是,這個激進的皇帝,遇到一幫激進的臣子,選擇了後一種玩法,結果非但未能吃下對手,反而噎死了自己——開懋勤殿一向被視為光緒與慈禧決裂、引爆戊戌政變的導火索。

  由開制度局,可見康有為的變法方針,正所謂“大變、全變、驟變”,以霹靂手段,摧枯拉朽,一蹴而就,畢其功於一役,至於具體事宜,則斥之為“瑣碎拾遺,終無當也”。這是典型的革命思維和行徑。對此,伊藤博文曾向李鴻章打比方:“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這一節出自胡思敬《戊戌履霜錄》,我懷疑純屬胡之杜撰,而且有其底本,即文悌彈劾康有為奏摺)“三五喜事之徒”,正指向康有為、譚嗣同等。

  革命與改革的糾結與矛盾,導致了戊戌變法的種種敗相:改革講究漸進,日拱一卒,康有為則在急進,一炮將軍;改革講究談判,康有為則動輒以殺人威脅對方;改革講究妥協,康有為則從不知妥協為何物,不僅屢屢激怒守舊派,而且把本可同舟共濟的維新派中漸進一系逼向對立面;改革好比把釘子釘進硬木板,要一寸一寸來敲,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康有為壓根不是敲釘子的料,他手裡拿的是大砍刀,所使的招式是“力劈華山”……就此而論,戊戌變法可謂一場以革命方式推行的改革,誇張一點說,這乃是一場披上了改革外衣的革命——如果要從改革者身上尋找失敗的原因,那麼正擺在這裡。

  5

  

  “保大清不保中國”

  偶遇一道歷史選擇題:

  晚清時期,最活躍的三個政治派別,分別被時人概括為“主保中國,次保大清”、“主保大清,次保中國”、“只保中國,不保大清”,其中“主保中國,次保大清”指:

  A.頑固派

  B.洋務派

  C.維新派

  D.革命派

  這道題並不難答,可採用排除法。首先洋務運動與洋務派在晚清已經銷聲匿跡,可排除B;其次革命派志在驅除韃虜,推翻清朝,可排除D;頑固派即守舊派,與維新派的區別,主要在政治觀,具體到保大清與保中國的順序,頑固之為頑固,守舊之為守舊,肯定把大清放在第一位,這麼一來,答案只能選C。

  不過這道題本身便大成問題。暫且不論維新派可分出漸進與激進二系,對大清的態度迥乎不同,單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激進一系,其政治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波三折。拿保大清與保中國來說,康有為一度曾頭頂“保大清不保中國”的罪名,這與“主保中國,次保大清”完全衝突。而且,我實在難以想象,怎麼才能做到“主保中國,次保大清”,正如守舊派怎麼才能做到“主保大清,次保中國”?

  事實上,大清與中國,往往只能保一個。真正有意義的議題,只有“保中國不保大清”與“保中國不保大清”。前者之出處,一般歸結到一個叫文悌的滿族官員名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時任湖廣道監察御史的文悌上疏彈劾康有為,從《孔子改制考》一路批到保國會,稱康有為“私聚數百人,在輦轂之下,立為保國會”,天天向路人吆喝:“中國必亡,必亡!”這一幕固然誇大其詞,不過結合汪大燮致其堂弟汪康年信中所云康有為在保國會演講“自始至終無非國家將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須發憤。然從無一言說到辦法,亦無一言說到發憤之所從”(1898年4月14日),可知亦非捕風捉影,鑿空投隙。結論是,康有為種種言行,“其勢小則群起鬥爭,立可召亂;大則各便私利,賣國何難”。奏疏裡面,文悌還寫道,他曾勸康有為“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這便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淵源。

  還有一種說法。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申報》(1898年10月30日)刊出《縷記保國會逆跡》一文,其中引用了喬樹枏——他也是維新派——致梁啟超一封舊信。他聽說自己名列保國會並刊於《國聞報》,大為不滿,當時他去參會,本以為只是茶會,“實未聞賢師弟道及保國會三字”,從而痛斥康梁此舉“欲以愚人,其實自愚之甚”。信中又云:“又聞人言,賢師弟立會宗旨,但保中國,不保大清……”這則明確記載了“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口號。按黃彰健考證,喬樹枏寫此信,應在戊戌年閏三月二十五、六日(1898年4月25、26日)之間,比文悌上疏還早兩個多月呢。不過對於此信的真實度,恕我“於不疑處有疑”。《縷記保國會逆跡》作於戊戌政變之後,屬於標準的馬後炮、秋後算賬,如“逆首康有為”云云,已經把康有為等打入另冊,追加之罪,何患無辭,其所援引的證據,理當審慎對待。

  話說回來,不管誰第一個站出來指控康有為“保中國不保大清”,不管於何時指控康有為“保中國不保大清”,這七字罪名,施與其人,一點都不冤枉。戊戌年前他作為革命派,“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眼中並無大清分毫。投身改革之後,倘若按他設計的激進政治路線,一來未必能保住大清,如文悌彈劾康有為,把變法比作修繕破屋子,稱康有為的方法為“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曳之傾僕,而曰非此不能捷速”,結果直接把屋子給推倒了;二來縱使保住了大清,康有為作為變法第一功臣,加之其政治野心,必將獨攬大權——黃彰健考證康有為“保中國不保大清”,指出其有志於國家元首,甚至談到篡位的可能——這樣的大清,在一些人看來,到底是愛新覺羅氏的大清呢,還是康有為的大清,若為後者,其實正接近“保中國不保大清”。

  由此再來說戊戌年後康有為何以從“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革命立場退卻,一退再退,終而反轉,最後一頭扎向“保大清不保中國”的深淵或幻象。這裡需要引出我的一個推斷:康有為徹底轉向改革,不是發生在戊戌變法期間,此時無論觀念還是手段,他依舊滯留於革命陣營;而是發生在變法失敗之後。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證實漸進之路不通,將推向改革派投身革命洪流,在康有為身上,表現恰恰相反。

  據馮自由《革命逸史》,政變之後,康有為逃亡日本,其時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遂在日本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的斡旋之下,與康有為、梁啟超商談合作事宜。陳少白“痛言滿清政治種種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有為則答道:“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餘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這可視為對革命的明確拒絕。

  然而,康有為一面拒絕革命黨人的邀約,一面照舊使用激進的革命方式。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夏,唐才常在漢口籌劃自立軍起義,背後主謀正是康有為。儘管康有為接應不力,構成了起義失敗的一大原由,卻不容抹煞其領袖地位。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曾提及一個細節,唐才常策劃起義之時,仿哥老會開立山堂、發放布票之法,發行“富有”“貴為”兩種籤票,以為入黨標幟,票中分嵌“有為”二字,尊崇康有為之意,一目瞭然。

  對於自立軍起義,章太炎稱康有為“素志尚在,未盡澌滅”,素志,即革命。不過,恰是此次起義失敗,致使康有為絕緣於革命之路——有人認為,當譚嗣同、唐才常先後就義,他手中再無革命人才,不得不“告別革命”。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他作《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駁斥其同志“仿效華盛頓革命自立”的鐵血主張,提倡“但言民權自由可矣,不必談革命也”——章太炎讀後大怒,這才有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之檄文——竊以為,直至這一刻,他才成為真正的改革派,從此固執己見,不再變易,哪怕時代被革命的浪潮所席捲,哪怕改革只剩下一個脆弱的空殼,哪怕皇上已死,大清已亡,他也垂垂老矣,依然在保皇的破舊旗幟之下抱殘守缺,咄咄書空。

  寫到這裡,我們嘗試做一小結。李敖說,命運之神把康有為與慈禧硬鑄為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正一反,有榮有枯,共同構成了一個時代,縱康有為一生,都無法突破慈禧統治的時代,他是十九世紀最後一個先知,卻是二十世紀第一個古董。倘若以人而論,與康有為對應的是慈禧,以事而論,與康有為對應的則是戊戌變法。如果說戊戌變法成也康有為,敗也康有為,似也可說,康有為成也戊戌變法,敗也戊戌變法。所謂敗,即限制,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講,戊戌變法限制了康有為的想象力,既是他的光芒,也是他的重負,壓迫他,禁錮他,使他的後半生漸漸趨向保守。至於成,不僅表現於正面,如我們的正史所述,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導人,戊戌變法是康有為一生事功的巔峰;還表現於反面,不難想見,假如沒有戊戌變法,以康有為的志大才疏、輕世傲物,從事革命之路,會是什麼光景與下場。要言之,他從革命轉向改革,不是對改革的成全,而是對他自己的成全:由他領導戊戌變法,本無多少成功可能,變法固然失敗,他卻堪稱贏家,用自由與鮮血書寫的改革悲劇成就了他後半生甚至後世的最大政治福利。

  當康有為徹底轉向改革,意味著與“保中國不保大清”揮手作別。自此他開始後退,從保中國退向保大清。作為流亡者,他保大清,所打出的旗幟,只能是保皇。皇者,光緒也。除了要利用光緒的號召力,這也充分呈現了康有為的政治忠誠。然而從另一面來講,此舉極具爭議,如眾多歷史學者指出的那樣,康有為名為保皇,實則害皇,他在宣傳光緒聖明、賢明的同時,大加攻擊慈禧,斥之為淫後,稱“偽臨朝貪淫昏亂”,“偽臨朝在同治則為生母,在皇上則先帝之遺妾耳。”甚至向外國媒體表示,光緒不滿於慈禧——這縱是實情,卻不宜曝光,因為當時光緒已經被慈禧幽禁,二人關係有如冰炭,康有為越是誇光緒,越不利於光緒,遑論去宣揚皇帝對太后的怨恨,這簡直要把光緒往火坑與地獄裡推。所以有人批評康有為政治幼稚,有人則痛斥其居心叵測。

  康有為的心術,歷來是後世的一大談資。談及他與光緒的關係,卻也不宜指責其心術不正。戊戌變法的失敗構成了他最大的政治資本,同時限制了他的政治底牌與招牌,在光緒的英明以及他對光緒的耿耿精忠之外,幾乎無牌可打。尤其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起,在國內,慈禧領導的庚子新政如火如荼,相比他發起的戊戌變法,無論廣度還是深度,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海外,革命黨人漸漸起勢,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令他的傳播力和人才庫相形見絀。這兩面左右夾擊,把他逼入了褊狹的困境:不難判斷,前者搶佔了改革的話語權,後者搶佔了革命的話語權,他雖一度周旋於革命與改革之間,而今卻兩頭無著(儘管他的政見屬於改革派,然而他只願認同光緒領導的改革,難以認同慈禧領導的改革);進而言之,前者對應的是大清,後者對應的是(未來的)中國,他則陷入虛空之中,大清與他無份,中國與他無緣。

  這便是清朝最後十年康有為所置身的政治生態,既非“保中國不保大清”,亦非“保大清不保中國”,而是既無大清可保、亦無中國可保。在此困窘或尷尬之中,保皇成為了他僅有的選項,他試圖通過對皇帝的忠誠,建構對大清的忠誠,然而這可能是過去的大清,也許是未來的大清,唯獨不是現在的大清。由此來講,所謂保皇,實質上是一面孤絕的旗幟,一種可悲的執念,一條無望的不歸路。彼時彼刻,要說比康有為更悲劇的人,大概只有被困於深宮、形同傀儡的光緒皇帝。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秋天,光緒與慈禧接踵去世,這於康有為而言,既是噩耗,也是解脫。皇帝之死使他失去了一面逆風飄揚的政治旗幟,太后之死使他隱約望見了與大清和解的希望。他頻頻向朝廷示好,可惜主政的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光緒的親弟弟——並不買賬。轉機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正如改革失敗,他才成為真正的改革派,大清亡後,他才有機會忠誠於大清,自此開啟了“保大清不保中國”的政治生涯。儘管大清的復國夢猶如鏡花水月,儘管龍椅之上的愛新覺羅·溥儀之才具比光緒還要平庸,他依舊執迷不悟、冥頑不化,夥同一幫遺老參與丁巳復辟(張勳復辟)等鬧劇,為了作為殘念的大清,寧可使眼前的中國陷入混亂。

  康有為贊同復辟,梁啟超反對復辟,這一對師徒,再次分道揚鑣。在反對復辟電中,梁啟超下筆毫不留情:“……且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武夫指張勳,書生即康有為。不過,難道康有為真的對政局甘苦毫無所知麼?這與其說是眼睛問題,不如說是頭腦問題,甚至與其說是頭腦問題,不如說是心理問題。不論大清能不能復辟,至少他的心理需要大清復辟,退一步講,他要成全的不是大清,而是他自己,他的名節,他的價值等。這正是遺老以及老年人的悲哀之處,他們的病灶不是保守,而是愚昧(確切講,是甘於愚昧),不是頑固,而是膽怯。

  

  

  

  8月11日(週六)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49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涉華學術調查”,嘉賓為張明傑、趙京華,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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