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金石刻作臣能為

  明代草書風格在清初並沒有能得到發展,書法藝術主張出現了自然的替易更迭。審美觀念表現為比較溫和的移徙和漸進,這與康熙、乾隆酷愛董其昌、趙孟頫有關,“趙董風流”成為天下典範。這其實是意識形態抑制了藝術的精神導向。崇尚趙董書風的“中和”之美的審美思想蘊含了政治和道德的主題。其時清廷大興文字獄,“文字之禍”致使群儒鉗口,士人恐片言招禍,不敢有所述作,如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惟將學術轉向金石考據。“前代文人受禍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有思想才能者,無所發洩,惟寄之以考古,庶不幹當時之禁忌”(柳詒徵:《中國文化史》)。這卻為乾嘉學派始成大宗開闢了先聲。於書壇,“尊碑抑帖”以突破“館閣體”的束縛,阮元雖著《南帖北碑論》,而翁方綱“倡碑”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清中期摒棄帖學弘揚碑學正是在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翁方綱便是乾嘉學派代表性人物,時為北方詩壇的盟主,以先後三省學政身份論詩談藝,一時從遊者眾,如吳榮光、伊秉綬、樑章鉅等。其論著所涵蓋之廣為同時代人中所僅有,生平精心汲古,宏覽多聞,詩文、書法、鑑賞無不魁首當朝。而對詩歌、書畫、譜錄、金石學均有所述作,其治學方法多為學科交叉,橫溢乾嘉,著有《兩漢金石記》、《漢石經殘字考》、《焦山鼎銘考》、《蘇米齋蘭亭考》、《復初齋文集》、《復初齋詩集》、《石洲詩話》、《經義考補正》、《禮經目次》、《蘇詩補註》、《蘇齋筆記》等數十種,世之論金石學者,必推翁氏。

  翁方綱書法

  翁方綱的書學觀,其在《蘇齋筆記》卷十四有所述作:“晉人正楷既罕傳,則言正楷者,惟於唐人遙師晉意,此千古書法之要義也”。故翁方綱又有了《蘇齋唐碑選》之作:精選五十碑,以為書家法式,而主意惟在歐陽,謂唐碑只有歐陽詢諸碑真正可信可師。歐陽之碑又以化度寺為楷則。翁方綱與稍後阮元都提出“尚碑”說,以改良一統天下

  “趙董風流”的秀美書風,而同為“尚碑”但本質上有著“勢”與“法”的分野,即阮元力倡“北碑”,尚魏晉南北朝之“勢”,而翁方綱崇“唐碑”的“法”度謹嚴,研究清代碑學者往往有此誤區,將“北碑”“唐碑”混為一談。當然,翁方綱雖時為書壇盟主,其歷史地位當遜於“身經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的一代文宗阮元,阮元著《南帖北碑論》的歷史意義無疑是非凡的,其開啟了其後的包世臣、康有為倡碑學說,但阮元之說則晚於翁氏之識。

  康有為在《書鏡》中分析清代書學體系十分中肯:“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鹹、同之際。”這“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即翁方綱標榜的書學觀。以“法”強其筋骨,無疑成了乾嘉書學津樑,於其時亦不啻為一方強心劑的良藥。

  翁方綱書法與當朝的劉墉、樑同書、成親王並稱為“清四家”,書史上更將成親王易換王文治,世稱“翁、劉、樑、王”,“清四家”中成親王永瑆受翁方綱影響師法歐陽詢,翁方綱與王文治似在師友。他們直接秉承的是翁方綱書學體系即尊唐碑、寫經,兼研漢隸,欲起有清康雍兩朝之衰。這一觀點,錢泳在《履園叢話》卷九《碑帖》中多有論及,翁方綱在其《徵刻金石圖序》中更直白無餘。

  千載而下,翁方綱書法儘管算不上巨擘,但無論如何,乾嘉尊碑諸子,付諸實踐來改良趙、董書風者,當翁方綱莫屬。時阮元力倡北碑,但其書還是以“館閣體”為宗,後來者包世臣則以帖學為基,以運腕之筆變法參孫過庭《書譜》。而翁方綱認為只有取法北朝碑版上承隸法、下啟唐楷,即“以唐溯晉”、研習漢碑“以篆隸為本”方能正本探源,以碑版矯治法帖、墨跡的不足,一洗趙董靡弱的積習,此為翁方綱以金石學與書學糅合而形成的特質。其書初學顏真卿,繼而轉習歐陽詢,參以蘇體之意,隸書則師法《史晨碑》、《韓勒碑》等漢碑。只有將翁方綱書學觀放在時代文化背景下來考察,其書學思想的識見當不會被歷史湮沒。以其書學觀念切入探究其學術源流,對考察清代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亦有意義。

翁方綱書法

  翁方綱詩宗江西詩派黃山谷及楊萬里,其尚古、尚質厚的詩風與書學觀論者以為是源於黃庭堅“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有一個問題筆者一直在思辨,碑學發展三百年,碑帖的分野究在勢、法抑或所謂“書卷氣”、“金石氣”歟!尚碑的翁方綱以“東坡體”破帖,鄭板橋以“東坡體”、“山谷體”破帖。而沈周、而文徵明、而晚明以“山谷體”大字為宗,清末李瑞清書派亦以“山谷體”立法破帖,承其衣鉢者胡小石、張大千、呂鳳子等不一而足。尚碑革帖是形?是質?三百年碑學,誰能釐而定之?

  其實,行草無須糾纏碑帖取向,只大字尚勢,書小尚韻,筆法外拓、中行、內擫因形因勢而變而已。曾觀李瑞清大字對聯,碑碣取勢而實溢出帖氣十足,其題款言“宗右軍龍瓜書”、“略師大令送梨帖筆法實草篆也”。何為龍爪書,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有“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為龍爪書。”而此聯非碑非帖,亦碑亦帖,足可解讀,碑學鉅公李瑞淸題識“宗右軍書”,頗費思量。誠然,北碑若鄭文公、張猛龍類楷法則另當別論了。

  南博所藏翁方綱大字中堂《坡公春帖子詞》(絹本),文曰“曈曨初日映簾升,已覺銅瓶暖不冰。七種共挑人日菜,千枝先剪上元燈。”為典型的翁氏書風,字體雜楷、行、草,結字具鴻朗莊嚴而結構安詳之態,沖和雅逸而不急不躁,與其作為碩學大孺氣度頗類。流暢的筆意中,可推想書寫時靈活的用腕,隨意溢出而法度森然,想見其人之學問功夫。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嘉慶十七年(1812)近三十二年間,翁方綱於《定武蘭亭》卷後以楷、隸、行諸體題跋達三十段近六千五百字,以至“紙不能容也”,“晴雨眠食,行住坐臥,無刻不在《落水蘭亭》卷側”,可見其言尊碑實枕藉於大令。

  據沈津著《翁氏年譜·本譜》中記: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湯餅冊等。乾隆十六年(1751),因讀《漢書》受楊子云覃思之語,自號覃溪。其三十六歲於廣州花六十金,買下“江湖中流傳甚久”的東坡《天際烏雲帖》,自號“蘇齋”。翁方綱自疑是蘇軾後身,每年臘月十九東坡生日,不忘在家中請出《天際烏雲帖》及泰州朱鶴年所畫東坡先生像,舉行“壽蘇會”,講習金石之學,唱和談藝。甚而模仿東坡先生“赤壁”夜遊,月下泛舟,風雅冠絕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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